人际传播的成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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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三种传播方式中，人际传播是人类社会中进行得最为频繁、传播的信息总量最多、传播的实际影响也可能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双向性和产生效果的即时性。在对外传播中，就目前我国的总体国力和所处地位而言，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尽管有很大发展，但仍有局限性，所以必须把人际传播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国政府各部门、各种组织和团体、各行各业的领导人或发言人同外国人的个别（或小范围的）谈话就是进行人际传播的最好场合。要做好这样的人际传播，对一些成功的范例加以研究、作为借鉴，是最好的办法。本书所收集的赵启正同志的41篇谈话录就是这样的成功范例。
在这41篇谈话中，按谈话对象的国别分，美国、日本共二十篇，占近半数；从对象职业分，媒体二十三篇，占半数以上；从谈话时间分，2001年至2005年（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三十二篇，占多数。这三个数字说明这些谈话的分量以及对之进行科学研究的价值。
发言人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同志担当着政府发言人的角色，同时他又是政府专职的高级新闻官员，负担着“向世界各国准确地介绍中国和中国的进步”这样一个繁难的任务。政府发言人也好，新闻官员也好，都是介乎政府与传媒之间、官员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人物，这种身份有时候会使他们“左右为难”，但多数情况下又使他们能自由地游走于两者之间，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修养和能力的话。谈话录显示，赵启正同志是具备这一条件，“游刃有余”的。
同外宾谈话是否成功，我以为以下三点可以作为衡量的标准。一是我方是否掌握主动，主导谈话的进程。二是我方所要发布或传达的信息是否均已发布或传达并为对方所接受和理解（但不一定要求接受）。三是对方所提出的问题是否都已给以答复或澄清，疑虑是否有所消减，对方的意见是否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一定同意）。按这三条标准，这41篇谈话都不失为成功之作。
为什么能够成功？
首先是由于赵启正同志能够真正做到“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两“知”不下苦功夫是做不到的。据报道，“他每次与外国人交谈后都用卡片记录下时间、地点、交谈的内容……他每天阅读书籍和资料在四小时以上”。
在这篇点评中不可能多引谈话原文，只能简单举例说明。在“内知国情”方面，我们从他对非洲外交官介绍中国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的叙述，就可感到。要知道，“深入”才能“浅出”。在“外知世界”方面，在对《考克斯报告》的批判、对网络技术的介绍中都充分显现出来。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对英文用词的订正，如他指出我们的“宣传”实质上并非propaganda，而是education（教育）；外国人谈我们的control（控制）实际上是management（管理）。一字之差，观感顿异。
其次，赵启正同志在谈话中始终掌握以下三条基本原则：一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倾听对方的陈述和观点（尽管不一定同意和接受），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二是对谈话对象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又“外外有别”，有的放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外传播的针对性。三是用事实说话，不用外交辞令和空洞概念,不说“官话”“套话”。这本来也是一切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要求。
传播学的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传播要圆满进行并取得效果，必须使之具备五个要素，即：（1）开放性（openness）；(2)移情作用（empathy）；（3）支持性（support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