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自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自鲁赴卫开始了他周游列国之行。目的是推行他“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由于不合时代潮流终致失败，于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返回故土鲁国。在外历时十四年之久，时年孔子已六十八岁矣。此时孔子在鲁国除了继续教书育人外，在对《五经》进行编纂和整理工作的同时，开始了他对《周易》深入研读。后人形容他对“易经”精读之勤，有“韦编三绝”之说。就是指他经常翻动书简，致伎把贯穿书简的皮带弄断了多次。
由于他的苦心钻研，而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写出了“彖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十篇读“易”心得。后人称作易经的“十翼”从而对《易经》的内涵作了全面的解析和评论，把原本纯占卜记事的书，飞跃至人文学说地位，最终成了一本极具哲理的巨著，并冠以《六经》之首。
如“文言传”和“系辞上下”充满了哲理，表现出他那洞察时事、人生的睿智。如:“文言”中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该爻辞潜在的含意是:有刚健中正的伟人，其事业如日中天并具统治地位，为了恩泽万物，普济大众，应有选贤任能的职责，而有作为的人也应予以辅佐，以造福万民。而孔子对这一爻辞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本乎天者向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就是说:同类声调会产生共鸣(鸡叫只能唤起群鸡共鸣，绝不会引起驴叫)，同类气息相互吸引(公狗只会找母狗，决不会求爱于猪)，水往低湿处流淌，火往干燥处蔓延……依赖天空(如阳光、空气)的向上发展，依赖大地的向下扎根，是万物各依其类别，相互聚合的自然规律，揭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这是孔子智慧的结晶，流传千古。
又如“否爻”九五卦辞的“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本意是:要警惕危难的产生，王公贵人要时刻放在心上，才会吉利，危险啊，危险，国家的命运好像系在柔弱苞草、桑枝上一样，随时都可能堕亡！
孔子对这一卦辞则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他写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国可保也。”这就明白向后人警示:“安于其位的人而失去警觉，危险就会产生；保存自己而措施不当，就会埋下祸根，安享太平而思想麻木，社会动乱就会接踵而来。为了避免上述的恶果，就得倒过来，要求君子在安稳时不要忘记危险，在安全时不要忘记危亡，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动乱，这样，自身才能安稳，国家才能保全。”
孔子在这里给予子孙后代留下了“居安思危”这一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
仅以上举例便可窥见，孔子读《易》读出的心得确是伟大创新。
